一、長征精神形成于遵義會議
沒有疑問，長征精神是在長征過程中形成的。但這種精神并不是長征一開始就具有的。
紅軍 轉兵貴州，旋即深入貴州腹地，向北進入遵義，大出蔣敵之意外。紅軍因此得以甩開緊追的敵軍，獲得一定時間在遵義進行休整，來解決紅軍迫在眉睫的軍事指揮和組織問題。
遵義會議召開，集中討論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以及轉移西征以來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會上大多數人批評博古、李德脫離實際,錯誤估計敵我雙方的實際力量，對中國革命戰爭特點不了解。指出第五次反“圍剿”以來主要是軍事指揮犯了戰略戰術上的錯誤。會議最后作出了選舉毛澤東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團”，由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委托周恩來同志為黨內對于指揮軍事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等決議。會后政治局常委分工，確定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這樣，遵義會議在關鍵時候獨立自主地解決了黨內的重大問題，糾正了左傾教條主義路線在軍事指揮上的危害，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和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成為黨的歷史上的重要轉折——停止了李德、博古對軍隊的領導，教條主義的軍事指揮被解除；隨著毛澤東同志回到黨和紅軍的領導崗位，由擁有中國革命和戰爭實踐經驗，懂得中國革命和戰爭規律與特點的人，組成了黨和紅軍新的領導集體，新的黨的中 央 領 導集體開始形成；同時，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成為紅軍長征軍事行動正確的指導思想，黨在政治上從幼稚走向成熟。
今天回頭來看，我們應該注意到的是：遵義會議確實沒有對軍事行動的指導思想作出白紙黑字的明確決議，但實際上，遵義會議根本上解決了黨和紅軍行動的指導思想問題。這一點《遵義會議決議》中沒有直接用文字來說明，而是通過紅軍的行動，是用歷史事實來證明的：遵義會議實際上把長征分成了兩個階段，以及前后兩種不同的組織領導與指導思想，使長征顯示出兩種不同的面貌與結果。會前教條主義導致紙上談兵、被動挨打、瀕臨險境，轉移勝利無望；會后實事求是的軍事指揮則掌握了行動的主動權，靈活機動地運用戰略戰術，有意識地調動敵人，四渡赤水，避實擊虛，努力克服各種艱難險阻，引 領黨和紅軍突出重圍走向光明，完成了戰略大轉移，實現了北上到達抗日出發前線的目標，開辟了中國革命的新階段。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長征。
二、遵義會議對長征精神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貢獻
1、關于遵義會議精神
說到遵義會議，不得不提到遵義會議精神。這里提“遵義會議精神”，不是當時會議主題、決議等具體內容本身，而是與遵義會議緊密聯系的、從今天歷史和哲學的高度對遵義會議的新的解讀，是對遵義會議所蘊含的中國革命歷史發展規律的認識，是關于遵義會議對今天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所具有強大激勵和鼓舞作用的精神文化的提煉。
2002年4月中共貴州省第九次代表大會上，時任省委書記的錢運錄同志在大會報告中將“遵義會議精神”作為鼓舞激勵貴州干部群眾改變貴州面貌，建設美好家園的強大精神動力提出來的。遵義市委遵義會議精神課題組將遵義會議精神歸納為：“實事求是，獨立自主，堅定信念，民主團結，務求必勝。”
2、遵義會議精神和長征精神的關系及意義
遵義會議是中央政治局在長征途中召開的一次會議，會議的背景、原因、內容和結果以及產生的影響，都和長征密切相關。可以說，沒有長征就沒有遵義會議。反過來，沒有遵義會議的正確抉擇，就沒有后來的長征，就沒有長征的勝利和中國革命的成功。特殊的中國革命歷史和環境，催生了偉大的遵義會議精神。除“實事求是、獨立自主”外，遵義會議精神所包含的“堅定信念、民主團結”和“務求必勝”的精神，無一不是長征精神的重要構成內容。井岡山精神誕生于羅霄山脈的井岡山根據地，延安精神孕育于延安革命根據地，西柏坡精神唱響于河北西柏坡……眾多紅色精神都有自己的植根之處。而筆者以為，紅軍鐵流兩萬五千里，在長達兩年、橫跨十一個省(區)的廣闊時間空間里凝練而成的長征精神，同遵義會議精神血脈相連，它是形成于遵義會議，植根于遵義的！
“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真正意義上的長征及其精神，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遵義會議及遵義會議確立的實事求是的精神，同長征及長征精神緊緊地連在一起，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的一座豐碑！它對于今天黨所領導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貫徹“三 個 代 表”重要思想，樹立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堅持繼承和發展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獨立自主，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與時俱進，不斷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都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